一、成都哪儿允许放生鸟

1、福建高僧会泉法师是福建同安县人，公元1874年8月出生，1893年赴厦门虎溪岩出家。会泉法师年青时致力于学佛法，云游名山大寺，曾与当时及后来佛教界著名人物，如太虚大师、虚云大师、弘一大师、圆瑛大师切磋请教。

2、会泉法师主要精力是在培育僧才和讲经弘法。他曾创建了闽南佛学院、南山佛化学校、楞严学会等，特别是两度出任南普陀寺住持并兼闽南佛学院院长，使闽南佛学院成为中国佛教培育僧材的著名学府，培育了不少佛教界后起之秀，至今依然有很大的影响。会泉法师讲经弘法的地区遍及闽南、潮汕以及台湾、东南亚。

3、日据时期，台湾佛教十分需要大陆高僧到台湾宣经弘法，而会泉法师也对台湾佛教十分关注，先后四度入台。第一次入台是在1912年。会泉法师应台湾佛教界人士之请，与师弟会机法师到台湾，先在基隆市月眉山灵泉寺，与其它几位当地法师轮流上课，听众有不少是文化程度相当高的人物，甚至有前清举人、秀才等。会泉法师在讲解时，常参引儒家的理论来诠释佛理，因而极受观迎。

4、会泉法师在讲解之外，还要求学员轮流演习，用抽签方法让被抽到签的学员复讲，并以考试形式让学员做偈颂，以偈颂的优劣定甲乙，开台湾佛教学法的风气。之后，会泉法师后来又到龙湖庵传法。

5、会泉法师第二次入台是在1928年。这次是应台湾超峰寺永定法师之请，前来为龙湖庵及超峰寺的住众讲经并开示丛林规则。会泉法师入台后，先在台南关仔岭大仙寺讲经，后来到台湾大岗山龙湖庵讲经。当时龙湖庵是台湾最大的女众道场。会泉法师这一次留台讲经时间较长，听众比前次多，除大岗山住众外，四方闻名前来听讲者甚众。会泉法师并在大岗山建水陆法会，不少信众皈依。

6、会泉法师第三次入台是在1933年2月，与会泉法师同时应邀入台的同行者有宏船法师等人。他们到台湾后就展开弘法，先在台南大仙寺兴办佛学院，招收出家二众，教授佛法。一年后转往高雄大岗山讲经，同时为寺众教授水陆道场、念佛仪规等，不久又在龙湖庵建水陆道场，传授在家二众的戒法，提倡礼拜万佛宝忏，前往求戒的在家居士，不下百人。

7、会泉法师第四次入台是在1933年10月，会泉法师入台后，仍住龙湖庵讲经，并于龙湖庵举行水陆法会，传授在家二众戒。此次法会更为盛大，轰动台湾全省。之后，又在学甲法源寺教授水陆仪规等。

8、会泉法师从1912年至1933年，21年间四度应邀不惧海峡风浪之险入台讲经弘法，传授佛教仪礼仪规，体现了他对台湾佛教事业的关注。会泉法师在台湾讲经弘法，一次比一次多的听众，说明他讲经弘法有相当高的水平，对台湾的影响也一次比一次大。会泉法师的四次赴台，或开课讲经，或弘法传戒，或教授行仪，言传身教，身体力行，给台湾僧侣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影响是深远的。

9、当时龙湖庵的心和法师曾经说：“会泉老法师四次来台湾，对台湾本省的佛教贡献太大了，好处也太多了。像我们这些人能懂得一点佛理，能知道修行的方法，乃至对寺庙做事，能够明白因果，这都是老法师赐给我们的。所以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慈悲。”（作者系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教授）

10、人间佛教与台湾佛教的主体性探索

二、草鱼放生长江

1、——读江灿腾新著《台湾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反思》

2、建设人间佛教是二十世纪初期太虚大师发动佛教改革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近百年来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趋势。目前，这一趋势不仅没有衰减或转向的迹象，更酝酿着新一轮发展的生机，有几个重要的标志足可以说明这—点。

3、一是随着中国大陆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要求建设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人间佛教新形态的呼声越来越高，由各道场主办的佛教学术研讨会不仅逐年增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如何继承传统、建设现代人间佛教这一主题来展开，来自政界、学界和教界的与会代表非常活跃。

4、二是自1987年台湾解严以来，台湾地区的佛教学术界积极寻求与民主社会多元化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台湾佛教的主体性问题，也就是探索如何建设—个适应民主化多元化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主体性佛教。这已成为台湾佛教学术界、特别是学术精英分子比较普遍的一种学术追求与历史自觉。

5、三是与这种佛教主体性探索相伴随并作为其发展之重要标志，近几年来台湾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教界人士不满足于现有的台湾佛教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开始自觉地探讨“后印顺时代”的问题，努力寻求“后印顺时代”如何继承和发扬由印顺、星云等所发展的太虚大师“人间佛教”传统。

6、这也就是说，海峡两岸的佛教界和佛教学者都在新千年之初努力寻求人间佛教的新路向和历史转型。

7、在两岸追寻中国人间佛教现代转型与主体性问题的队伍中，台湾地区的学者，如蓝吉富、杨惠南、江灿腾和释昭慧、释传道、释惠空等所作的学术探讨，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他们的人间佛教理念和佛教主体性意识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都服膺于太虚、印顺一系人间佛教传统，并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而蓝吉富、杨惠南和江灿腾更可称之为当代台湾居士佛教学术界之“三杰”。这其中，蓝氏最年长且学术资历最深，而江氏涉足学术最晚但后来居上。之所以这么说，不仅因为江氏是迄今为止出版有关学术著作、特别是台湾佛教研究著作最多的一人，而且他也是真正最系统最深入地探讨了台湾佛教百年史并对当代台湾佛教现状最敢建言的人。最近刚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的《台湾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反思——去殖民化与台湾佛教主体性确立的新探索》一书，就足以说明江氏的学术研究不仅保持其一贯厚重的历史意识，且充满着透过历史审察而对当代台湾佛教之主体性的深刻反省。

8、江氏新著由“战前篇”、“战后篇”、“相关研究与批评反思”和“相关访谈录及重要参考文献”等四个部分即四辑共二十一组文章汇集而成。其主体部分都是他在出版历史巨著《日据时期台湾佛教文化发展史》之后最近三年学术研究与学术对话的记录，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最近三年来，当代台湾的各方面，包括佛教发展的大趋势在内，却正逢二十世纪百年刚结束之后，二十一新世纪又展开风暴与纷争不断的坎坷三年。而其间，我不但深入其境地精细观察过当代台湾佛教的变革与发展，甚至还亲自执教于僧团学园或亲自参与其间作出现的重要佛教改革运动。所以我既是一位当代台湾资深的佛教历史观察者和佛教事件的参与者，同时也是新台湾佛教诠释史的重要建构者之因而本书的全部内涵与研究观点，即是在我亲历这样过程后忠实反映。”(江著《自序》，以下引江著只注页码)

9、江著的一个显著特色，仍然是对文献资料极为重视及其对史料分析所持有独特的问题意识。

10、江灿腾先生历来非常重视史料的搜集，力求遍求史料，使论据有充分的说服力。翻开江先生的任何一部著作，读者都会有一种深刻的体会，那就是史料非常丰富。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结论，但是你不能不重视他对大量史料的处理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