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平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从改头换面到脱胎换骨，终于发展成为一种深邃、严谨的思想体系，并以其强盛的生命力渗透到哲学、伦理、语言、文学、艺术等领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佛教惩恶劝善的社会作用以及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也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及其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佛教是由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公元前486年）创立的，他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的王太子。释迦牟尼一生传道说法四十五年，足迹遍布恒河两岸。所到之处，他很少参与政治与世俗生活，只是一心讲道。

　　据佛教文献记载，释迦牟尼逝世不久，大弟子迦叶召集五百名比丘在王舍城附近的七叶窟集会，共同忆诵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法。这就是佛教文献的第一次结集。在集会上阿难背诵出释迦牟尼对佛教教义的解说，这部分内容被称为“经”；优婆离背诵出释迦牟尼关于戒律的一系列教导，这部分内容被称为“律’；迦叶背诵出了释迦牟尼的弟子们发挥佛教教义的论述，这部分内容被称为“论”。以上三部分内容合起来称之为“三藏”，在得到大家的认可后就成为佛教的原始经典。以后随着佛教文献的多次结集及大乘佛教的兴起，“三藏”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佛教文献作为佛、法、僧三宝中法宝的代表，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因此，佛教文献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中国佛教形成与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对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佛教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自宋代开始大规模地汇编佛教文献，也就是《大藏经》的刻印。由此也形成了一大文化传统：历朝都要编印新的《大藏经》。大量的佛教文献因此而得以保存了下来。由于编者学识不广、收集困难、物质条件所限等种种原因，历代都有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献没有能够收入《大藏经》，被散逸在藏外，处在自生自灭的境地。

　　这个遗憾从历代刻印的丛书中得到了弥补。

　　丛书以其网罗宏富而远胜单刻本，很多篇幅短小的佛教文献得以丛书的形式流传至今。丛书在保存和流传佛教文献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些编者在汇编汇刻丛书时，还对收入其中的佛教文献作了校勘订正，其文献价值远远胜过单刻本。特别是清代一些著名的文献学家汇编汇刻的丛书，如黄丕烈的《士礼居黄氏丛书》、叶德辉的《 园先生全书》、潘祖荫的《滂喜斋丛书》、孙星衍的《平津馆丛书》，都以校勘精审而闻名于世。有些丛书编篡者还聘请著名的文献学家参预校勘，如伍崇曜的《粤雅堂丛书》就出自谭莹之手。

　　当今的佛学研究已从粗放型转向精耕细作,对资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丛书中的佛教文献汇编成书，颇有助于当前的佛学研究。我将收入《丛书佛教文献类编》中的书目与童玮先生编的《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对了一遍，发现有46种书为历代《大藏经》所未收。有些书即使曾被收入《大藏经》，也自有其版本价值。

　　佛教文献不仅是宗教文献，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因此，整理出版佛教文献，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既有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为增加全人类文化积累所作的一分贡献。